（接上篇）

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途径

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阶段、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跨越窗口期的三大历史交汇点。为此，必须在历史的逻辑中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历史耐心”。一是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都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到了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二是在农业规模经营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改变分散、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仍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了，还有四亿多的农村人口。这超过美国总人口一亿多。可以说，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三农问题也仍然任重而道远。

现在，有些人在大谈特谈所谓的“逆城镇化”，几个大学生下乡就是“逆城镇化”了？那么，当年三千多万知青和老干部下乡是不是“逆城镇化”？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

中国和欧美国家有着本质的差别。美国地广人稀，一个农场有一万多亩耕地，相当于中国南方半个乡镇的耕地规模。这足可以养好一对夫妇。同时，这些国家著名大学、大企业、大医院都在小镇，富人都在小镇，当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中国与日本、韩国相类似，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差别不大，农业经营都以小农形式存在。农民返乡后，只有几亩地，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收入。日本的东京都市圈和韩国的首尔都市圈都集中了全国80%的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90%。但是人们仍然继续向大都市集中，没有出现“逆城镇化”。

因此，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实现了70%，也很难出现欧美那样的“逆城镇化”。人口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向大都市集中，是难以逆转的大趋势。

无论如何，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会必然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现代化的命题。即，家庭经营加上社会化服务。然而，后来的集体化、集约化、大规模、公司化却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时尚前沿，提及小农就会和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就认为其是落后的代名词。在学者姚洋看来，即使在今天，小农生产也未过时。其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命脉与根基所在。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小农户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是对中国农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针对大国小农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治本之策”，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场深刻质量效益变革。具体而言，要从下面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补齐短板，以社会化服务为突破。补齐小农户小规模经营短板，是大国小农背景下振兴乡村产业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是中国农业发展方向。

当前，必须通过社会化服务把政府、企业与农户连接起来，特别要培养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提高乡村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美国农业为什么强大？全球四大跨国农业企业当中，除法国路易达孚外，就是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这是因为，强大的企业将美国政府、农民、企业实现了无缝对接，把美国农业从生产与加工到销售与物流、从资本到技术间实现了高度融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中国北方平原地区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规模相对较大，产业组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基本上实现了耕种一体化。学者陈锡文就认为，东北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就远高于美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南方以湖南为例，湖南大多数地方都是丘陵地区和山区，人均不到八分地，存在耕地规模的先天性局限。近几年来，随着微型农机的问世，农机专业户在政府的补贴下购买农机。农民不必购买农机，而是通过社会化服务购买农机服务，很多地方现在也达到了一定水平的现代化。在日本，每个农户都购买了农机，每个农机都要政府财政的补贴。比较而言，中国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更有效益，不仅创造了小农户小块土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奇迹，而且打破了家庭经营小农户小块土地不能规模经营的论断。

二是优化结构，以区域品牌为引领。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其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资源禀赋特征。这是因为，特定地域的气候、湿度、土质、光照等自然环境，直接决定着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导致什么样的地域自然环境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农业生产的这种自然选择属性，决定了农产品是特定区域的产物，决定了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区域差异。

以区域品牌为引领，就是推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破解长期以来存在同质竞争和增产不增收的农业发展难题。

以区域品牌为引领，就是立足区域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以农产品区域品牌为纽带，推动农产品由区域规模化生产向区域品牌化经营的转变，加快生产、加工、服务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价值链、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打造农产品供应链、形成区域农产品全产业链，从而全面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品种结构。

三是提质增效，以科技创新为方向。过去，由于食品长时期短缺，农业科技创新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产量。不少农产品产量提高了，质量却出现了大的问题，看起来形状还是这个农产品的形状，味道却不是这个农产品味道。尤其是转基因、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除草剂等科技在农业上滥用后，不仅舌尖上的美味消失了，营养价值也下降了。而且，舌尖上的安全没有了，引发了不少疾病。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已婚青年不孕不育高达15%的比例。钟南山院士警告说，长此以往，50年后，人口将无法生育。

现在，一些地方推行一刀切的环保政策，不许养猪，不许养鸡。厕所革命又把人粪进入管道排放到河里。这导致农家肥在农业生产中逐渐退出，石化农业已经了成为了中国农业主体。目前，土地酸碱度提高、质量下降，病虫害加剧、农产品品质下降已经不断显现。美国等拉美国家有辽阔的耕地可以间作、休耕，以生态来对冲石化农业对土地的污染。即使这样，美国的石化农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著名可持续农业先驱温德尔‧贝瑞在《美国的不安》一书中警告美国人:“以生命的资源头为生存的代价，明显的是自我毁灭。”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的《静寂的春天》一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国工业化农业为追逐利润和产量而滥用农药和化肥的事实，尖锐指出了所带来危害：“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鸟儿的歌唱。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卡逊警告，石化农业将使人类自食其果，难逃灭绝之灾。

中国没有美国等拉美国家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人均一亩多地，必须要连续耕作。人的生命不可逆转，污染的耕地长时期难以复原。在中国农业发展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提质增效摆在首要位置，明确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加快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科技创新就必须以人与大自然整个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永续发展为目标和方向，切不可让中华民族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四是激活要素，以城乡融合为动力。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判断。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一方面，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为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另一方面，到2050年要实现70%的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随之，资源要素也进一步地向城市集中。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那就是城乡融合发展。

工业和城市之所以可以如此繁荣，是因为农业和乡村的资源要素可以全面进城；农业之所以处于弱势与乡村之所以不断衰败，是因为工业和城市的资源要素被阻碍难以下乡。

为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4月15日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旨在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新型城镇化，一手抓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就是特色小镇，最关键的是促进城乡要素的互动，实现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有很多资源要素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迫切需要发挥溢出效应。但是，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阻碍了要素的流动。

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有三个纲领性文件，分别是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中，十八届三中全的改革精神和战略视野是前所未有的，因国内外的形势的变化，这个文件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些提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又进一步明确，建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当下中国，农民的财产究竟有哪些？主体无非是土地和房屋。农业用地或者说耕地就不用讲了，因为耕地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可以买卖的，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许改变用地的性质，只能用来生产农产品。像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如果改变用地性质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中国，就很简单了，很多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改变用地性质只要地方政府出台一个文件就征用或有偿转让非农化了，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那么，农民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关键是两个方面，土地方面主要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房屋方面主要是农村宅基地。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除制约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收益合理分配的城乡二元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意味着乡村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进入市场。作为乡村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无疑要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实现应有的价值，使乡村的土地资源要素发挥作为农民“财富之母”的财产效应，以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这个文件强调，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增值的土地财富向城市和工业的流向，实现了城乡财产权利的平等，使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的财产权利得到实现，真正拓展了农民的核心利益，让农民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可以说，只有农民成为了有吸引力的职业，农业才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村才会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五是产业集聚，以园区建设为关键。工业园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农业园区建设却还是刚刚起步。现有的农业园区，既包括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返乡创业园以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也包括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但是，这些基本上功能单一，未能在区域内有效整合，对区域产业发展的集聚作用和带动力严重不足。

如何实现农业的产业聚居呢？农业园区作为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集聚的载体，必须通过促进区域品牌集聚与企业集聚，把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节、销售环节等链接起来，形成产业链以实现产业化，从而发挥区域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农业园区要与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的发展相结合，引导乡村一二三产业适度集中，推动区域产业、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使乡村发展的单一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生态的多元功能，使农业功能的单一价值，转化为农业的多功能价值。

（作者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本文摘自其在吉首大学“乡村振兴”学术沙龙上的讲座录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